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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启明:疫情过后,香港可能会面临社会转型丨香港一线

秦玥 直新闻 202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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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三波疫情已受到控制,疫情之后社会经济该如何恢复成为当前香港社会的焦点。受疫情影响,香港最新的失业率达到6.1%,香港特区政府目前已经推出包括第三轮抗疫基金等系列措施,恢复社会经济。


对此,深圳卫视&直新闻驻港记者秦玥专访了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他表示,特区政府推出的措施,如“保就业计划”可能不会让香港的失业情况大幅改善,但可以起到维持稳定的效果。他指出,如果失业率能够维持在6.1%的水平,等疫情舒缓之后,整个香港的经济能够大幅反弹。“我们担心的是‘保就业计划’结束后,社会会有一定的转型。”何启明说,劳福局正研究多项政策,希望能尽量减轻对受影响的打工仔的冲击。


现年35岁的他今年6月1日履新,此前他曾担任观塘区议员(2012年-2019年)及香港立法会功能界别劳工界议员(2016年-2020年)。去年8月,“黑衣暴徒”破坏智慧灯柱,何启明就曾亲自开车陪同直新闻记者到九龙湾,走访当时智慧灯柱被示威者破坏的现场。他还同义工一起,清理被破坏的路面。


从议员到官员有什么不同吗?何启明表示,做议员就像是中小企业的负责人,但政府是一个庞大精密的仪器,大机构有它的规矩,现在要同这些规矩磨合、然后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这需要学习和适应。作为本届特区政府中最年轻的问责官员,何启明说,希望能将之前在社会上得到的资讯和技能带入政府,特别是新科技的应用,“这是我最想做的”。


以下为专访的文字内容。




何启明与深圳卫视&直新闻驻港记者秦玥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秦玥: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要担任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这个职务的?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 何启明:很短时间,收到消息时也很突然的。大家也看到,我那时候原本刚在网上发表一条作为议员时的状态,然后很突然地停止了更新。所以当罗致光局长邀请我进入劳福局的时候,我是觉得很突然的。但是我觉得可以趁这个机会将打工仔的声音带入政府,可以换位思考,所以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因为做区议员也好,做立法会议员也好,始终都是“中小企业”负责人,但在政府这么大的一个“公司”里,该如何把自己的经验和见识分享出来告诉大家呢?一个大机构原本有他自己的规矩,现在要同这些规矩磨合,我想这是需要学习的。有些同事和我说,进入政府好几年了还在学习中,适应中,这有他的道理。但对市民来说肯定是希望你尽快上手,度过适应期。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秦玥:从立法会议员到政府问责官员,您觉得当中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 何启明:在做具体工作方面,你(作为官员)要为这件事负责,和你(作为立法会议员)要代表市民去表达诉求,这个角度是不同的。如何将两件事情磨合好?这是一个艺术。如何可以调整期望?如何可以令大家皆大欢喜,创造一个双赢局面?我也在努力和其他官员学习。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该如何适应当下新世代,如何应用新科技来提高工作效率。以前议员时期适应得很快,但整个政府未必会这么快,所以这变相导致政府回应市民诉求的速度可能慢了些,至少不会像议员们回应得这么快。未来如何及时回应市民的诉求,这要想想如何做。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秦玥:您做立法会议员时曾经在议事厅内大声问责官员,现在有没有心理准备接受议员们的质询?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 何启明:有的。作为官员面对议员的质询,肯定是要正面回应。当然,转了岗位之后,我的确是发现(做官员)有些事不能讲出来,比如涉及到有些人或是工作的隐私。我们是知道的,但是不能讲出来,这是对工作和人的一种保障。当然作为议员,你是什么都想知道的。我想大家角度不同,无可避免无法令议员们完全满意。所以说回来,解说工作很重要,如何沟通好,这很重要。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秦玥:您之前是工联会的立法会议员,现在见到工联会的老朋友,同之前相比的话,交流和沟通有没有变化?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 何启明:我们一直都有和大部分议员以及社会不同人士去沟通,只要大家希望香港好,我们都乐意和他们沟通,听取意见,前提是为了香港好。(和反对派人士或者议员呢?)作为政府官员,是要听取不同人士的意见。但是如何落实去做?特区政府有自己实质的困难,我想全世界政府都一样。但如何向市民解释清楚,这是职责所在。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秦玥:说到向市民解说,您在做区议员和立法会议员时做了很多街站。现在做官员后,还有经常落区和市民交流吗?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 何启明:有和不同的朋友到基层听取市民意见。不过眼下我觉得,作为官员去宣传管辖范围内的政策,要善用自媒体和社交媒体,这要考虑一下如何做。向市民的“解说”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如何令自己更加“贴地”?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市民而做,如果连受众都不清楚为何我们要这么做,不觉得我们是为了他们而做,那我们的确有责任要去改善。


我想每一位同事都有心做好香港的每一个政策,但如何让受众明白、了解我们政策的初衷,或是知道政府的困难在哪里,这需要我们努力做得更好。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秦玥:我还记得第一次访问您的时候,当时您亲自开车带我们去九龙湾的智慧灯柱去拍摄,观塘街坊们也知道你“周围走”。现在您做政府官员,平时加班的时候多不多?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 何启明:现在还没有到工作量的顶峰。因为疫情的关系,本来劳福局和NGO的一些社交活动或是与市民的接触活动都暂停了。所以我想再过几个月,应该要像以前一样忙碌。之前有同事试过一天要跑八场主礼活动,虽然忙,但这是政府与社会沟通的很好的渠道,希望疫情尽快过去,未来多和社会接触,这也是我自己想尽快做的。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秦玥:我们进来采访的时候留意到您的同事很年轻,很多80后90后,您也是80后,和劳福局同事合作的如何?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 何启明:大家相处得很好,也在互相学习,我自己希望能将我之前在社会上得到的资讯和技能带入政府,这是我自己目前最想做的,看看未来如何能发挥所长。别说西方社会了,就说内地,内地变化一日千里,效率提升得很高,香港特区政府未来该如何适应社会发展,这是一个挑战。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秦玥:未来您会如何运用自己的青年优势在政策局内推行一些政策?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 何启明:社交媒体现在这么普遍,未来一两年5G也会普及使用了。目前特区政府的运作方式还比较旧,比如由同事去汇报数字,然后再作决定的流程,我想速度太慢了。我去年去参观深圳市公安局,里面对于整个城市的管理已经是在用实时感应系统了,能够马上知道城市里发生了什么。我见不到香港在普及应用,作为年轻一代,我希望能够借助运用新科技,能即时回应市民的期望。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秦玥:从6月1日上任劳福局副局长到现在,您目前手上的工作都有哪些?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 何启明:这几个月来,我主要是跟着罗致光局长去了解劳福局内不同工作范畴的管理。劳福局下面有劳工署和社会福利署,主要是为打工仔和社会基层服务。从六月到现在这中间还发生了第三波疫情,所以该如何帮助这两个署下面的市民、让他们受惠,这是我们一直在跟进的工作。希望未来能让打工仔和基层市民能够感受到政府是实实在在地帮到他们,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6月1日港府劳福局局长罗致光携刚刚上任的何启光亮相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秦玥:您刚刚说向其他官员学习,其实最直接接触的就是罗致光局长。作为您的“师傅”来说,您觉得和局长相处的如何?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 何启明:我和罗致光局长学了很多东西,他在社福界里是一个资深的前辈。同政府打交道这么多年,他熟悉该如何操作,所以真的很有经验。虽然有时在讨论问题时大家会有不同角度的看法,但实际操作起来,最终大家的目的都是希望把事情做出来,做好。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秦玥:社会有一种声音是觉得您比较年轻,经验不太够,您怎么看?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 何启明:即使是做议员的时候,每个人也有自己熟悉和不熟悉的工作范畴,我自己从工联会出来,当然对劳工范畴更加熟悉,更加明白基层市民的想法是怎样的。当然,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我会一直学习,罗致光局长在这方面是专家,我会向局长多些请教。身边的同事也很专业,我希望多向他们学习,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学习和成长,更好地服务市民。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秦玥:听说香港有三个月试用期的说法,上任这三个多月来,您给自己打多少分?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 何启明:分就不打了(笑),市民对我有期许,我会继续努力,让市民来评价。我这份合约是到2022年,做好眼下这份工作,为香港好,这是我大学毕业出来为劳工界服务的初心。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秦玥:说到特区政府日前办的社区普及检测计划,我们留意到日前您陪同罗致光局长到一间检测中心,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 何启明:其实劳福局下面有一个为在香港转换新雇主的外佣而专门设置的检测计划,之前因为有外佣宿舍暴发群组感染,所以劳福局特意搞了这个计划,让聘用他们的雇主能够安心,也不用额外出钱特意让外佣去做检测。所以之前和罗局长到检测中心去看这项计划整个的运作。这个计划到九月底结束,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雇主让外佣去做这个检测,万一有任何的隐形传播链,都可以截断它。因为有一个病毒携带者就可以在社区里做到广泛传播。如果不斩断传播链的话,整个社会要付出很大的成本代价。


香港市民也看到了,疫情发展到现在,为了防范疫情,整个社会特别是饮食业、零售业、旅游业完全都停顿了,这些社会成本由谁来给呢?变相地还是由社会来出。政府做这个检测,只不过是用五亿港币来聘请人员等开支,但是斩断传播链后,整个社会可以加快速度与其它地方沟通交流,特别是和内地通关,这对社会来讲更加重要,而不是斤斤计较这五亿港币。至于如何使用这五亿资金,我们会在立法会清楚交代。但是大家要明白整个社会成本的付出,有经济学家算过,整个香港社会已经损失了一百多亿(港元)了,我们还要再继续耗下去吗?我想这个重担,长远来说全体香港市民是难以承受的。


这次中央对我们大力支援,整个特区政府以及立法会都有很多人自愿去做检测,我非常感谢内地支援队来香港帮手。他们出心出力,甚至用到在湖北的规格,像是用纸尿片还在坚持工作,目的是为了尽快尽多地做检测。我想这种精神贯彻了整个内地支援队,尽全力帮香港斩断疫情。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秦玥:这次疫情暴发,不止是外佣群组,还有安老院群组的暴发,劳福局未来如何在安老院等场所提高防范措施?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 何启明:这一波疫情中,因为社区有广泛传播,病毒进入到安老院,现在统计所有安老院有33位老人家因为新冠疫情去世,这是很令人伤心的一件事。如何能防范?首先整个社区需要安全,这对老人家的健康是最大保障。第二方面我们也希望能改善安老院的配套规格。短期方面,考虑用资助措施去鼓励私人安老院去改善他们的面积、设施。中长期方面,我们会考虑修例,将安老院条例做一个修订,让安老院慢慢转型,老人家住得舒服一些。短、中、长期来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唯有希望在新冠疫情还未消退前,先截住疫情传播,尽量不要进入安老院,在中长期阶段下功夫,改善整个安老院的设施配套,这才是更重要的。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秦玥:香港社会经济受疫情影响困顿,最新失业率有6.1%,特区政府日前推出第三轮抗疫基金,劳福局在前三轮抗疫基金做了哪些工作?落实到基层的效果如何?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 何启明:其实劳福局在支援打工仔方面想了很多政策。比如对一些很有需要的基层市民来说,我们放宽了综援申请的门槛。但更多的市民其实需要的是“保就业计划”。我明白市面上很多人对“保就业计划”有不同的意见,但确实,“保就业计划”不会令香港的失业率大幅上升,可以维持一个稳定的效果。我们见到4-6月失业率是香港15年来最高,约6.2%,但稳定下来以后,大概都维持在6.1%左右。如果维持这个水平的话,等疫情舒缓之后,整个香港的经济能够大幅反弹。


反而我自己担心的是,等“保就业计划”结束以后,社会会有一定的转型。香港社会一年原本可以接待六到七千万人数的游客,到现在连一千万都不够。少了五千万游客,如何大规模支持旅游业、饮食业、零售业、酒店业呢?如果“保就业计划”届时结束,这些行业就要面临转型的压力。例如国泰航空现在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如何在结构转型中支援失业的打工仔?劳福局也在研究方案,希望尽快能帮到他们找到新岗位。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秦玥:失业率和香港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还是想请您再具体谈一谈,特别是很多企业像是国泰航空放弃申请第二轮的“保就业计划”,如果未来社会出现大规模失业潮,如何保障劳工权益?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 何启明:“保就业计划”暂时到今年11月,我们也担心在计划结束后,有公司在重新考虑其前景之后,倒闭、裁员或转型。劳福局也想了一些应对方法,例如加强再培训的工作,希望可以让那些在转型过程中受影响的市民,冲击会减少一些,改善就业环境。


不过正如刚才所说,整个香港社会面临经济结构的转变,这是要面对的。就算很乐观地看,到2021年访港游客数字也不会高。如果客流量这么少,从市场经济看整个产业如何能不面临困境呢?市场变了,我们就要以人为本,帮助失业者发展新工作技能,甚至是新的产业。希望未来和大湾区城市合作,为本地市民服务。劳福局要做的,就是让每个市民有最基本的保障,让他们在这个城市里住得安乐。


作为政府官员,我们还要留意公帑如何使用,还要合理使用,该如何用在刀刃上能够帮到市民,我们都非常关心。正如(罗致光)局长之前所说,“保就业计划”的确是有漏洞的,我们没办法看得那么全面,香港社会结构复杂,没办法做到这么精细。所以我们依照的基本的数据是强积金供款记录。变相的,在供强积金之外的打工仔,这个计划可能就没办法帮到他们了。但是依照这个数据,也是我们能够在这几个月就能够尽快推出计划的原因。所以我们明白有些从业员未必受惠于这个计划,但以我自己来看,以香港政府的能力来说这已经是最快做到的方法之一。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秦玥:您转换工作角色后,对比感触最深的是什么?未来有哪些工作目标?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 何启明:我从议员转做官员,感触比较深,像是从一个小机构进入到了大公司。相对大机构来说,小机构的转型或是适应社会的速度是快很多的。这十年来,社会发生了剧变。十年前,大家还在电脑前坐着不动接收电邮,但自从有了智能手机,而且手机的功能又越来越多的时候,十年后的今天,大家在疫情之下都可以远程移动处理,这个是特区政府需要去改进的。其实中央政府、内地各地方政府都可以做到,公共服务在疫情期间也不会停顿。所以我想这是香港特区政府需要做一个大幅改进,去适应社会的转变。


香港特区政府很像一个精密的时钟,每一个零件走得很顺畅。但面对2020年,社会是否还在用时钟?还是用电子手带?大家对讯息的要求已经不同了。这个时钟是否能够满足到社会对讯息的实时要求?其实很多同事都知道,内地很多城市有样板,还有澳门特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澳门派口罩是经过特区政府来派的,派不是问题,问题是市民可以实时地知道派口罩的地点、存量以及该如何取得口罩。但香港现在还做不到。我向澳门立法会议员请教时,他们原来在几年前就做到了智慧城市的标准。你说当社会这么需要防疫物资的时候,该如何做得及时、做得好,特区政府在做的时候又面临什么样的困难,这些都是未来需要了解、去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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